出了茶叶行，我们来到一家茶楼，去这里吃点东西。
这是一个茶餐厅，服务员问我们喝什么茶，说茶位费是11元一位，有寿眉、铁观音、香片、普洱可以选，吃的东西是另点的。
这里本地人吃茶的很多，一般都是选一壶茶，吃着各种小吃，悠闲的聊着天。
我和曹可馨要了一壶寿眉，点了叉烧包、流沙包、沙茶金钱肚、香芋蒜排骨。
“这里的美食真不错，约上朋友喝点早茶，吃点东西，聊聊天，真是舒服。”曹可馨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。
“多吃一点，展会一开，你就忙起来了，到时候只有吃盒饭了。我让谭杰订了一家海鲜酒楼的位子，晚上大家一起好好的吃一顿。据说这家酒楼是很有名的，很难订位子，我们这次有二十多个人，要了三张桌子。”我笑着对她说。
“太好了，香港的美食真的很好，晚上又可以大快朵颐了。”曹可馨高兴的说道。
下午，我和曹可馨又逛了几家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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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来说，香港的茶叶还是有很久的历史传统，对工艺还是比较注重。
在一个茶叶店里，我还看到了安茶，现在很多人把它和六安茶混淆了一起。
在清朝的时候，祁门就出现了安茶，它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紧压茶，用箬叶、竹篓包装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它应该被归位黑茶的种类。
抗战之前，广东、香港人对安茶很是喜欢推崇，大概是因为它的原料太讲究了，用得是芽叶的原料，比普洱茶讲究多了。
当年在广东有句俗话：楼下喝普洱，楼上喝安茶。可见安茶的品质和份量都比普洱茶要高的多。
可以后来由于日寇入侵，祁门那里受到很大影响，特别是香港、广东那里由于交通各种问题，没办法从祁门那里进货，失去了外地客户，祁门当地茶农都没再生产安茶了。
毕竟安徽祁门当时以红茶和绿茶最为出名，本地人多饮用红茶和绿茶，安茶都是远销外地甚至海外的，没有外地的订单，它就失去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
也是后来在70年代，香港这里的茶商给祁门当地邮寄了以前的老安茶，希望能够把这个茶叶恢复起来，后来经过不断走访老茶农，寻找资料，终于恢复了起来。
包括普洱，也是在70年代，香港的茶商向云南当地的茶厂提出要求，要订购原来的老普洱茶，云南当地的茶叶专家发明了渥堆的工艺，这才有了熟普的说法，能够迅速将生普的味道转化。
香港，真的给茶叶市场做了很大的贡献。
晚上，我们一起在一家叫梁记的海鲜大排档吃饭。
这次来香港，我们集团公司可谓是倾巢而出，精英云集了。
六大茶厂的核心技术和管理团队都到齐了，再加上茶艺师和几个外国留学生，足足二十多人。
林若曦要在集团公司主持大局，陈美美现在就定居杭州，安心管她的海外贸易，曹可馨和谭杰是这次来香港参展的最高层了，他们两个和我都分别坐在不同的桌子上面，招待大家。
赵明如今管理的永川秀芽茶厂的规模扩大了不止一倍，他是我们集团公司第一个上规模的茶厂，属于老资格了，自然的帮我招待饭桌上的其他人。
当年在他们村子里扶贫的张庆华书记，由于扶贫工作非常突出，后来扶贫工作结束后，回到了学校，官升一级，后来在我的帮助下，找到秦部长运营一番，现在已经是副校长了。
“张校长前几天还特意回到茶厂来看我，他准备增设一个新的专业，和我们茶厂深度合作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就准备提交一个计划，交给集团公司批准。”赵明笑着对我说。
“你给林总批准就是了，张校长现在很有冲劲呀，你可要和他好好的合作一下。”我点头对他说。
邱总和刘恒坐在我右手边，听到这话，就来了兴趣，邱总对赵明说：“老赵，你有好事别藏着掖着，也给我们分享一下。”
邱总现在的态度摆的很正，经过几年的磨合，他知道只要把茶厂的品质管控好，品种多研发一些，销路根本不用担心，而且自己的收入比原来当董事长的时候高多了，还不用担心受怕，因此和刘恒配合的很好，一门心思的想跟着集团公司有更大的发展。
我对这六个茶厂一向鼓励他们互相多交流，能够取长补短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多开发一些品种，让企业的茶叶品种更加丰富。
唐山河和杜涛，还有黄小辉，他们三个挨坐在一起，互相交流起来，几个人都是做茶的高手，彼此惺惺相惜。
当然，云南的李总我不能让他感觉到被冷落，他这几年依靠央企建筑公司何总的帮忙，在寨子里搞起来生态旅游度假，带动了整个寨子致富，通过茶叶和旅游相结合的模式，成了县里有名的富裕村。
如今的八大山头的茶山，都成了采南茶业的原料供应基地，靠着采南茶业的庞大的销售渠道，八个山头的老板们不再自己运营品牌，而是安心的扩大生产规模，彻底的把品牌运营交给了采南茶业，然后通过采南茶业在当地的加工厂，把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，他们几个在加工厂都有股份，原料供应虽然利润没那么高，可是产量大幅增加，收入很稳定，再加上加工厂的利润分红，他们的收入远远比自己经营茶厂赚钱，所以都纷纷效仿李总，在自己茶山搞起了生态旅游，这也让我省了不少心。
我多敬了李总几杯酒，并让他回去帮我给徐书记带点礼物回去，昔日的徐副县长，如今已经是县委书记了。